资本积累的激励
从建筑劳务用工制度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以效率为中心思路支配下的企业用工制度转变，促使建筑用工从使用城市固定工逐步转变为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建筑业，推动了建筑劳务群体的不断壮大。在庞大的建筑劳务农民工与建筑企业之间，有一个灰色的包工头夹心层，成为研究和解决建筑农民工问题时的声讨对象。然而，包工头并非是农民工问题形成的真正源头。在资本积累激励之下，包工头只是遮盖劳资关系本质的一层面纱。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被拖欠工资和利润的对象。这是因为，工程建设具有“一亿拉动十亿”的特性。对于一个工程造价高达十亿的项目而言，初始投资人只需投入最初的一亿资金，后面的九亿资金就可以由大大小小的各级承包人，即总承包建筑企业、分包建筑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这意味着，一个建设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在这个资本链条中，小包工头处于最末端，直接面对建筑农民工。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前期他能不能垫付得起。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包工头作为建筑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地带，为掩盖劳资关系真相、遮蔽资本逐利过程十分重要。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常常在工资拖欠、权益受损时刻扮演着减压阀的作用。建筑工人通常在工作结束后将工资的领取权交给包工头。这就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反抗的可能性。包工头作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为上一级建筑或承包公司(资本者)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替罪羔羊。公司与工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实质关系藏在幕后，只有人与人(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浮在表面，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农民工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一方面，传统的亲邻相帮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而将责任推给包工头之后的公司资本，只有利益，缺乏责任，是有效率的，因此是受到鼓励的。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资本积累的激励，是建筑劳务农民工问题产生和扩大的根本原因。

广州劳务派遣监管不到位
应当说，与若干年前比较，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经成龙配套，特别是在工程建设及其用工领域，更是从零起步，从国家到地方、从行业管理部门到民间组织，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都有成批的法规制度;加上属于工程建设及其用工这一特定领域之外、但适用于建筑劳务农民工权益保障、劳资关系处理等方面的更多的法规制度，我国进入到了在这一问题上法规最多、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行列。逐渐丰富而严谨的制度体系，与从无到有、逐渐恶化的建筑劳务农民工问题伴生发展，形成悖论。这中间起支配作用的，固然是在效率名义下的资本无度积累，但也不能就此忽视“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建筑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侵害时，通常有三类解决办法:
忍受一放弃。受伤害的农民工向他们认为的“老板，，即包工头讨要应得利益或说法，三番五次，拖延无已，终而至于失却信心，忍气吞声而放弃。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办法，很少有没有这种经历的建筑劳务农民工。这类情形，可以叫做“欲诉不得其门”，它的广泛存在本身，就是有关部门不作为的表现和后果。
讨要一解决。受侵害的农民工联合走制度规定的解决道路，在各种各样的“有关部门”之间表达他们的维权诉求，过程漫长而艰难，为了引起注意，他们也会采取一些被指称为不理性的行动，但比较节制，见好就收。被互相推诱，是采用这类办法的农民工所习惯的待遇。走这条路的结果，或者是问题得以部分而非圆满地解决，这是理想的情形;或者是诉求被置之不理或被驳回，这时候就又走上了无奈放弃或过激维权的路子。这类情形，可以叫做“欲诉有门，不得其畅”，从实践中看，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在这类情形中表现最为直接。
过激或暴力维权。在讨要无果或者因讨要维权而遭遇更大侵害的情形下，会出现被指称为“过激”、“暴力”维权行为，其后果往往是建筑农民工及其家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在这类案例中，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常起增压作用。
总括来看，既实实在在又踪影难觅的政府部门，在对待建筑农民工问题上所采取的不作为行为，放大了或者激化了本应依照法律和制度来化解的矛盾，从而使问题复杂化。